董必武是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革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在他为党和人民奋斗和奉献的一生中，从不自视特殊，始终铭记“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并以此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人，树立了良好的家风。长子董良羽回忆说：“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做人要有规矩。”

　　解放初期，董必武的有些亲友看他当了政务院的副总理，以为他做了大官，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照顾生活等等请求。对此，董必武一律婉言拒绝，并委婉地提出批评：“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在你的思想中对这点似乎还不很清楚。”

　　1949年7月17日，董必武在家书中以堂侄董良焱请求到武汉行政部门工作为例，劝诫教育董良埙、董良焱两位堂侄要转变观念，“做行政工作并不是做官”。1950年5月，董必武在一封家书中特别教育堂弟董献之：“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1953年12月9日，外甥王俊山给董必武写信请求帮忙调动工作。在回信中，董必武谆谆教诲：“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参加革命团体是为了学习革命工作，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后来，他干脆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亲友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他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了家乡的亲友们。在他的教导下，他的侄儿、外甥、侄孙、侄孙女、侄外孙等都一直安心于自己的岗位。

　　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对他们特别讲原则、讲规矩。1969年，小儿子董良翮面临就业问题。那时候，参军、当工人都是很受欢迎的岗位。当时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但董必武的态度十分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

　　临别时，董必武提醒儿子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他反复叮嘱，“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

　　半年后，董必武听说当地党组织要发展董良翮入党。董必武要夫人何连芝写信给当地党组织说明：“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这样快地吸收他入党，一定要让他再磨炼一个时期才好。”过后，他还是放心不下，又要何连芝亲自前往向当地同志再三强调：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是干部子女就讲情面，要严格要求，只有真正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才能吸收他入党。

　　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他虚心向农民学习，得到了群众的交口称赞，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1975年春，90高龄的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探望父亲，已是弥留之际的董必武却不让儿子留在身边，催促他赶紧回去：“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

　　临终前，董必武在病榻上写了一首诗《九十初度》：“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诗作展现了董必武高洁的品格，是他良好家风的最好注解。（孔昕 撰稿 摘自《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人物好家风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