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毕生治学遍及四部，著述宏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继承前人经世致用的传统，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够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在他青少年时就已逐步形成，日后不断加深。

　　左右采获自学成才

　　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家富藏书。在父亲的指导下，张舜徽自幼在家中自修文史，走自学成才之路。到十多岁时，他在古代经典、历代文辞方面已经打下良好基础。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一段话，给他很大启发。他体会到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不可急躁，否则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在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上打好基础，他专程前往长沙，师从孙文星先生研习声韵学。

　　父亲去世后，张舜徽的求学之路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困难之际，姑父余嘉锡自北京来信，召唤张舜徽北游。1930年，先生来到北京，住在姑父家。两年中，他每天自朝达暮在北海图书馆读书，日有定程，晚上则与姑父及表兄余逊讨论学术。余先生是20世纪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成就最大的学者，其时在辅仁大学任教，交游甚广。因他的介绍，张先生认识了不少当时在京的学者，如陈寅恪、张尔田、陈垣、黎锦熙、杨树达、高步瀛、吴承仕、钱玄同、沈兼士等先生。每逢星期天，张舜徽便分赴各学者家中拜访，论学质疑，左右采获，受益非常大。他后来回忆，这是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的时期。这段求学经历，坚定了他治学走博通之路的决心。

　　1932年，先生回到湖南，开始担任长沙市几所中学的文史教师。他对教学工作极负责任，学业之外还关心学生的品德和思想素养的提升。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艰难环境下，学校迁入湘西大山之中。他注重涵养学生的气质，时常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青年宜胸次旷阔，而不局局一隅。”又举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则焉耳矣”之语加以发挥，激励学生们深爱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意志。他还偶尔吟咏，写下“登昆仑之巅兮望中原，土地何辽远”的诗句，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炽热之情。

　　教学余暇，先生治学甚勤，除继续钻研小学，又进而研究经学，锲而不舍；继而由经入史，精读前四史后又通读《资治通鉴》正续编，继而发愿趁年轻校读二十四史。随着学问的精进，他在湖南学界声名鹊起，接连收到好几所大学的聘请。1942年秋，先生应钱基博、马宗霍二位前辈学者之邀，来到位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在大学，他的教学极为用心，对学生的品格教育，力主“开拓胸襟，发越志趣”。他在一次题为“文法学院学生应有之努力”的讲演中，有不少振聋发聩之论，结束的一段话是：“观古今顶天立地、建不朽之业于万世者，大抵以泰山为笔，东海为池，大地为纸，事业为文章。今日文法学院学生，必以此自期待，方不失为有体有用之学。”他叮咛学生们，这样崇高的目标虽不容易达到，但“不可无此胸襟”。他酣畅淋漓的讲演，使全场数百人肃然倾听。他对学生们强调“有体有用之学”，自己当然是身体力行的。

　　从先生残存的1940年代的《壮议轩日记》可见，他在课余时间里不是埋头读书，就是在写作心得体会。数年之中，他以“攻书如克名城”的精神，不仅认真读完了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还校读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和宋元明清的大量文集。在猛进不懈的读书过程中，先生牢记姑父余嘉锡的教诲，对读书做学问的“博”和“杂”有清晰的认识。他主张“博”而不赞同“杂”，其理由是：“治学有宗旨、有归宿，凡所应知之理无不究览，是之谓博；无宗旨、无归宿，遇书辄看，记问酖多，是之谓杂。学不博则陋，学太杂则苦。譬之出处必先有庐舍园池，而后周游天下以穷耳目之胜，晚岁归来始有室家之安。苟自少而无乡井之托，终身荡游于外，见闻固已周矣，投老竟无所归，此杂之害也。由博返约，其成功易；泛滥无归，未见有能成功者。”这段“博”“杂”之辨，表明了先生的治学趋向是博通中有宗旨，浏览中知要点，与一些自许为“杂家”的人大异其趣。他自信地说：“吾之治学自为家法，亦即善取不如善弃之意也。”

　　如何做到“治学有宗旨、有归宿”？先生时常提到“经史有用之书”“经史根原之地”，他是要在这些书上多下功夫，多出成果。他从前人的宏论中，一步步地找到自己的着力之处。当读到清人陆世仪《思辨录》中的“续经”之议后，先生服其见识卓越，联想到眼下，认为有三件事可做：“今日所宜从事者有三焉，修通史一也，纂诗史二也，续修《通鉴》《通考》而汰其不切于今日者三也。”后来，他读到马一浮的《复性书院简章》，对马一浮的编纂计划大为欣赏，进而提到了自己的编纂设想：“余旧有志撰集《经子粹语》《史传简编》二书，以为振民育德之助。”可见汇集经传诸子中的精华，编纂贯通古今的史书是他早就确定的学术目标。他还征引秦朝焚书“非《秦纪》皆烧之”的史实，说明清人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论断值得后人珍视。

　　从这些计划，看得出他从治学初期就怀着远大的抱负，追求的是有体有用之学，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发挥“振民育德”的作用，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思想的形成，有抗日战争的时代因素，也与他深受近代湖湘学派的影响有莫大关系。

　　吐故纳新更上层楼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了更上一层楼的新契机。他早在1944年就获聘教授，1947年还担任过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资历够深的了。但他感到往日的知识体系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经主动联系，1950年，他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用一年的时间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研究院采取研讨式的学习方法，有艾思奇讲的社会发展史、胡绳讲的唯物辩证法、郭大力讲的帝国主义论等课程，教员讲后大家讨论，这使先生大开眼界。在学习半年之后的一次思想总结中，他谈到过去受儒家思想影响，一切主张“中和”，不要太激烈，初次听到“阶级斗争”四字，心里便非常害怕，以为中国几千年提倡仁爱，还免不了祸乱，而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斗争说起，人类争夺相杀何有已时，因之心怀隐忧。“等到学了社会发展史以后，知道人类自有阶级以来，便有剥削者爬上了统治地位，由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以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形态上起了变化，不过是另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原有的剥削制度而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根本推翻一切剥削人的制度而不使之复活，但是原有的统治阶级不经过使用暴力来推倒它，它不会自愿离开历史舞台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暴力就是从一个旧社会孕育出一个新社会的接生婆。’这便是阶级斗争的原理。”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先生马上将其运用到史学研究中。1951年，他在《新建设》上发表《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材料问题》一文，引用《墨子》中的材料，提供周代人殉制度的实证，参与到学术界热门话题的争鸣之中。当时部分学者把殉葬制度存在与否作为判定奴隶社会的依据，先生认为不妥，他说：“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是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何况‘殉葬’是上层建筑里极小的制度呢？”他的结论是：“殉葬制度的存在，是一件事；奴隶社会的起讫，又是一件事。固然可以说‘奴隶社会有殉葬制度’,但绝不可以说‘有殉葬制度的存在，便是奴隶社会’。”

　　在这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古代社会的尝试后，先生在随后若干年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1957年，先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撰写了一部《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书稿分6册，内容依次为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受压迫人民的痛苦、封建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文献。每册又各分细目，如“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下，有阶级与阶层、居高以驭下、凭借权力霸占土地、利用宗法巩固政权四部分。此书稿虽未出版（现存于湖南图书馆），但汇录了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

　　1955年到1963年，是先生著述的高产期，他接连出版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史论文集》《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人文集别录》等7部专著，有不少成果采用了新观点。如《中国史论文集》中的《从汉字发生、发展、变化的史实，说明今日实行字形简化的必要与可能》《论劳动人民表现周谣谚中的憎和爱》《论两宋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和英勇事迹》诸篇，仅从篇目就可知他是多么自觉地采用新观点分析历史问题和解答现实语言现象了。

　　年过五十之后，先生开始着手《说文解字》的系统整理工作，这是他自青年时代就立志要做的一件事。对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宋代以来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民国时期，丁福保组织人力汇编成《说文解字诂林》。先生感到《诂林》只有罗列而没有论断，使读者无所适从，发愿循双声之理，作一部简约易学的注本。当时，社会上政治运动不断，缺乏安静的学术环境，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然而，他深信疾风骤雨不会久长，中华文化不会中断，因而不忧不惧，住在破旧浴室中照常进行研究。今夜考明一字，明日证说数文，这样日积月累，从1961年到1971年，先生写秃了50多支毛笔，终于完成了300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这是他一生中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

　　《说文解字约注》在注解《说文》的同时，还用唯物主义观点，以古文字证说远古史迹。在稍早撰写的《广文字蒙求》的理论说明中，他征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从猿到人”一章的论述，认为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文字也是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自然也反映了劳动和社会生活。因此，他对《说文解字》中9000多个汉字的解说，都渗透了社会生活的观点，尤其是一些关键字的解说是独具匠心的。如“人”“民”二字，他在对甲骨文、金文以来的字形变化以及读音加以分析后指出：“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者，以其能直立耳。有生之初，人与兽固无异也，榛榛狉狉，亦伏地而爬行耳。其后经历劳动，攫取食物，前两足变而伸长以成为手，渐能直立步行，而后有人之形。其后逐步进化，日臻文明，人与兽乃截然区分。此无他，人能劳动以编为直立，而他物不能耳。”张舜徽先生的这类解说，强调“人”“民”取义于直立，抓住了人与动物在形体上的最大区别，明显受到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认识的启发。这在古文字解说上是别开生面的，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这样大量充满探索性的解说，使《约注》成为20世纪《说文》研究最重要的著述之一。

　　壮心未已夙愿得偿

　　进入新时期，先生已年届古稀，思想却没有丝毫松劲。在1981年70周岁时，他撰写《自强不息壮心未已》一文，以清人唐甄的事迹激励自己。唐甄70岁时说：“我发虽变，我心不变；我齿虽堕，我心不堕。岂惟不变不堕，将反其心于发长齿生之时。人谓老过学时，我谓老正学时。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先生说，每读这段话，志气为之一振，把它作为座右铭提醒自己，“争取晚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努力做些有益的工作”。这不是一时兴起的表态，而是发自肺腑的决心，他说到做到了。从1980年到1992年，他几乎每年都有一部甚至两部著作出版。而且某部著作选择在何地出版，也是有讲究的，如《说文解字约注》在河南出版，《郑学丛著》在山东出版，就考虑了许学、郑学的诞生地这一因素。

　　他的著作，多数是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像1982年出版的《周秦道论发微》，是对古代道家人君南面之术的探讨。这一工作，在1944年至1945年间就已开始。1945年元月，已完成理论部分《道论通说》，当年4月完成史实部分《道论足征记》。其后，又对《管子》的《心术》篇、《白心》篇、《内业》篇分别疏证，并完成《太史公论六家要旨述义》一卷。1976年，对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加以校读，完成《老子疏证》。1979年，又完成《叙录》一篇。这样，当中华书局同意出版该书时，先生就只需稍微整理，再写一篇前言就可交稿了。又如1983年出版了《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已于1948年完成初稿，《通志总序平议》《文史通义平议》则在1952年的四五月完成初稿。这反映出他做学问的一个特点：对自己关注的课题孜孜不倦地追求，厚积薄发。

　　也有一些著作，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撰写的。1979年3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先生被推举为会长。学会除了出版研究会集刊，还急需文献学理论专著，加之他牵头的历史文献学学科成为硕士、博士授权点，理论上的阐发更有迫切性。他从“文献”二字的原意出发，确定文献学的研究范围，着手编纂《中国文献学》。举凡有关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书籍与其散亡等方面，以及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历代校雠学家、清代考证学家、近代学者整理文献的业绩，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等等，此书都一一做出系统介绍和阐发。他又将从前撰写的《中国校雠学概论》加以充实，作为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编入此书。这样，一部将近30万字的《中国文献学》裒然成帙，于1982年出版，成为符合客观需要的本子。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汇集历代重要的文献学名篇，编为《文献学论著辑要》，与《中国文献学》相辅而行。

　　当然，让先生念兹在兹的还是中国通史的编纂。1980年，先生拟出编写大纲，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公布出来，希望得到学会同人的修正和参与。198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尚无一部内容丰富、首尾完整、面向普通大众的中国通史，而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全部光辉灿烂的文化介绍给大家，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我虽年已七十，却还有余勇可贾，积极想编述一部《中华人民通史》，来弥补这一缺陷。编述此书，以广大人民为历史的主人，着重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把过去旧史家轻视少数民族，轻视妇女的思想、积习，纠正过来。打破以历代王朝为叙述中心的体系，而以崭新的义例出现。”1982年，他在《中国文献学》中，把编述通史确立为整理文献后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1984年，他在大量旧稿整理结束之后，唯恐无力完成通史之作，“忽下决心挤出时间，偿此夙愿”。于是日课有程，开始撰述。

　　为了激励自己，他摘取范晔《后汉书》中评论班彪“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之语，书为楹帖，悬挂在书房墙壁上，表达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好在有之前充分的积累，仅用三年多时间，他就分地理、社会、创造、制度、学艺、人物六编，完成了一部100万字的简明中国通史。全书以事物为记载中心，将过去史书记载的重点，即历代蝉联相贯的次第以及治乱兴衰的大事总括为“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列入《社会编》，看成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现象，借以打破旧的正统观念。这与以往通史类著作的体例都有所不同，是一个大变化。

　　通史完成后，先生为夙愿得偿而兴奋。他在自序中叙述成书经过，感触良多，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序文以龚自珍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开头，与40年前立志撰写通史的认识相呼应。又引申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本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以及制度文物、创造发明的成就，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亿万众中的英杰人物，茫然无知，或者早已淡忘了，便自然没有爱国思想，并且不知国之可爱者何在，更谈不上关心国家的兴亡了。甚至国家被人征服以后，也就觍颜事仇，不以为耻。这样的民族，便永远不得翻身。此种事实，在中外历史上是很多的。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历史记载，实关系到民族的成败兴衰，必须鼓励人民学习它，精熟它，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段话将历史记载同国家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是先生完成通史撰述的思想根源。二是先生一再强调，这部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不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广大人民需要易于消化的精神食粮，所以本书力求叙事浅明，通俗易懂，使他们在紧张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趁休息时了解一下本国历史，油然而生爱国之心，以激励其奋起向上、努力报国之志。”这又表现出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兼顾提高与普及，有着将知识交给人民，适应大众期望的情怀。

　　早年，在阅读周秦至汉魏六朝经传诸子的过程中，他撮录精彩的议论之文，分为修己、治人两大类，有意将其编纂为《经子粹语》。“纂录既竟，置之案头以备观省。或拈出一言以检束身心，或综合群语以会通理道，悠然有得，益我良多。”这种选文，自然也可以成为年轻学子进德修业的读本。到了晚年，此书依然萦绕在他心头，虽“衰颓日甚”，“犹强起写定是书”，给后世留下《经传诸子语选》这部纂辑之作。不出所料，这部书在他去世后经过简单注释，已多次印刷，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给后世留下了10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而在著述之外，他也给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他追求有体有用的学问，心中总是装着国家和人民，从来不把学问作为孤芳自赏的技艺，而是希望以自己的成果报效社会，服务大众。这正是他一生刻苦治学的动力。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始终不曾动摇。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强调：“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率一切，然后研究文学、哲学，不致放滥无归。”这一夫子自道，是他毕生心血的总结。（周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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