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1921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3月和丈夫李何一起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82年离休。2021年6月被中共中央授予“七一勋章”。图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苏联工作的瞿独伊。

　　“好爸爸”

　　2021年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这是“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人荣获“七一勋章”，与中共同龄的新华通讯社原国际新闻编辑部翻译和编辑瞿独伊是其中之一，并是唯一的新闻界人士。因为身体原因，她没有出席仪式。

　　少为人知的是，瞿独伊是时下唯一健在的中共六大见证者，也是共和国第一批驻外记者。1949年10月1日，她作为俄语播音员在天安门城楼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了有关开国大典的报道和毛泽东的讲话。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继女。笔者专访过瞿独伊，感受过她家史与心史的深情独白。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同行的还有罗亦农的夫人李哲时（又名李文宜）等。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我就不再叫他们爸爸了。”说到这里，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很天真活泼。”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瞿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瞿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瞿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瞿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瞿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瞿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到苏联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瞿独伊便被送到了一家孤儿院——里面收留的本来都是些街头流浪的孩子，瞿独伊在这里待了三四个月，后来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森林儿童院，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瞿秋白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好爸爸”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在苏联

　　在苏联，瞿秋白常和杨之华一起带瞿独伊去俄籍友人鲍罗廷家做客，让女儿称他和他的夫人为“爷爷”和“奶奶”。鲍罗廷夫妇有两个儿子，长子弗雷德，次子诺尔曼。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他们年仅9岁的女儿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瞿独伊回忆说：“国际儿童院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我们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儿童都很愉快地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小我的孩子。我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那么小的孩子，虽说能在提供食宿的国际儿童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没有家庭温暖，总让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妇便把瞿独伊托付给鲍罗廷夫妇看管。每逢假期，每当小独伊生病的时候，或者别的需要照管看护的时候，鲍罗廷夫妇就把她接到家里来，给她家庭的温暖、亲人的爱。鲍罗廷的小儿子诺尔曼也乐于以“保护者”自居，爱护和关照小独伊。

　　数十年后，瞿独伊还常常铭记着“最疼爱”她的“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和有“骑士风度”的、很爱护她的诺尔曼。瞿独伊说，当时鲍罗廷在主编用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闻》，“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望去，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

　　瞿秋白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心思搅扰着他的时候，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独伊，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她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2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杨之华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女儿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这时，杨之华留任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眼前不觉模糊了，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母女俩在一起的好景不长。不久，杨之华再度遭到了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职务被撤了，组织生活停止了，还不让她与瞿独伊见面。相依为命的母女又再次被拆散。

　　1938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时，为杨之华平反，母女俩才得以再次相聚。

　　“好样的！”

　　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瞿独伊结束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国，到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逮捕。由于久居苏联，她的中文程度很差，在狱中她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里，很苦，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在狱中，她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牢狱生活；参加悼念难友牺牲的纪念和抗议活动等等。

　　“当时被关押在那里有150人，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来新疆的一些工作人员等。我们待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或者早就叛变了。在狱中，我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许多对敌斗争的事情，曾被国民党审讯过两次。因此，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瞿独伊回忆说。

　　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员获得自由。1946年6月10日，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于7月10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8月，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瞿独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起初住在清凉山。在战争年代，他俩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各地，并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开国大典举行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瞿独伊还用俄文广播了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不久，苏联代表团离开北京时，副团长西蒙诺夫向下榻的饭店表示感谢，并掏出一些钱作为小费。饭店工会主席知道情况后，连连摆手，说：“给你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如果给什么小费，那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侮辱。我们不能接受！”当瞿独伊翻译完，副团长随即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中国人！”

　　瞿独伊在开国庆典期间接待翻译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来他推荐瞿独伊到广播台当播音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瞿独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我们每次采访要通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他们是很刁难的。写好稿子，还要翻译成俄文，到苏联外交部送审，才能回寄国内。我们一般不发电报，电报很贵。住医院也贵，比他们本国人贵5倍左右，他们实在不像一个‘老大哥’。”在这“夫妻店”似的莫斯科分社，瞿独伊没有周六周日，整天忙得团团转。采访时，瞿独伊戏称夫妇俩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因过于悲痛而刺激很大。1978年，瞿独伊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曾留给她的青春的梦境。

　　“爱祖国！”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

　　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泽东同志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这两人必须见这一面。”

　　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瞿独伊已是百岁老人了，离休后的生活很充实。刚离休时，她曾专门学过画画、钢琴、书法，后来因为忙于寻访有关父亲生平活动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关材料而又将这些爱好放弃了。

　　晚年，瞿独伊参与编过《忆秋白》《回忆杨之华》等书。刚离休时，爱运动的她每周游泳两次，每次300米，每天做做健身操，坚持散步，并乐于参加中直机关的交谊舞比赛及新华社的社庆活动等，曾获过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大赛一等奖，在老年模特表演上也得过个人第一名。

　　看书、看报，也是瞿独伊晚年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她家笔者看到她订了不少的报刊。虽然女儿李晓云和女婿、外孙女远在国外，也常常来信问候老人。每年，瞿独伊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纪念自己的好爸爸与好妈妈。这些年来，她到常州参加过四五次瞿秋白生平与著作学术研讨会。

　　老人很开朗、乐观、健谈。有一次，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瞿独伊的家政服务员提醒笔者“不便谈得太久，最好下次接着谈。老人谈多了，晚上会失眠的”。见在谈兴上，笔者也难以退却，于是又“硬着头皮”谈上了半个多小时。

　　告别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如是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并在笔者的留言本上笔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

　　2021年6月底，“七一勋章”首次颁授。瞿独伊是获得者之一，她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据了解，老人家里的电话一时已经被“打爆”。淡泊名利的她，尽管身体不是很好，但生活依然过得有滋有味，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作为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问起什么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东西，瞿独伊的回答是：“爱祖国！”（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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