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首小诗，是90多年前高君宇题在自己的照片后边的，而今刻在北京陶然亭公园高君宇墓碑上。

　　高君宇有过包办的不幸婚姻，对石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的手上。

　　爱情是可贵的，但高君宇始终把社会使命放在首位。他在一封信中对石评梅说：“我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1924年11月，高君宇随孙中山北上，到达后因肺病住进北京德国医院治疗。当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就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大夫可棣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6个月。高君宇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但还是忘我地投入工作。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病出席。3月2日，他突发阑尾炎，腹痛难耐，但他仍然坚持开会。到了4日，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弟弟高全德把他送到协和医院，但已经太晚了，引发了败血症。3月6日零时25分，高君宇不幸病逝。

　　当石评梅赶到医院，只见病床上空荡荡的。床头柜上，除了一张高君宇的照片，什么也没有。这张照片，就是两个月前，高君宇出院那天站在医院枯萎的草坪上，石评梅为他照的。3月29日，高君宇追悼大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举行。石评梅送的挽联挂在遗像两旁：

　　碧海青天无限路

　　更知何日重逢君

　　按照高君宇生前的愿望，他被葬在了陶然亭畔。

　　陶然亭的名字取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陶然亭不但是高君宇生前经常秘密活动的地方，也是他和石评梅常常漫步的地方。

　　高君宇突然去世，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她后悔当初抱定“冰雪友谊”的藩篱，没有和高君宇走到一起。她把对高君宇的思念，融入一首首诗篇中。“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以后，石评梅经常到高君宇墓前凭吊，墓前石板上，一次次留下她娟秀的字体——“我来了”。

　　1928年9月30日，年仅26岁的才女石评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在泣血哀吟中走完了短暂的一生。根据她生前的愿望，人们把她葬于陶然亭内高君宇墓旁，并建造了一座同高君宇墓碑相同的墓碑,后人统称两墓为“高石之墓”。“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高君宇生前与周恩来是同志、战友。1956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赞成保留高石之墓及墓碑，并深情地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品读

　　“生如闪电之耀亮”的青年先锋高君宇，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锤炼，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长辛店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领导发动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1920年冬，他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

　　在给石评梅的信中，他鼓励女友走出个人情感的“说不出的悲哀”，要“抢前去迎未来的文化”，而这“未来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熔铸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信仰。正是这种初心与信仰，让高君宇充满力量,奔波不息。积劳成疾的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如彗星般迅忽，让人惋惜。但是，如同闪电，高君宇划破了旧世界的黑暗，悄然点亮中国的未来。

　　（摘编自《字里行间：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和山、书文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