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著名雨花英烈谭寿林之妻，电影《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原型，是周恩来领导隐蔽斗争的主要助手，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领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她是新中国纪检监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党内尊称“钱大姐”，群众誉为“女包公”。她就是钱瑛。

　　1964年10月13日，钱瑛重访中央南方局旧址。

　　红色夫妻的凄美爱情

　　1928年12月，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一对相识6个月的年轻共产党员秘密举行了婚礼。新郎叫谭寿林，广西贵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校学习期间受到李大钊先生的直接教诲，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新娘叫钱瑛，出生于湖北潜江，成长于湖北咸宁，1924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期间受到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等人的教诲，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处的地下交通员。

　　两人婚后不到百日，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派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革命”。入校后钱瑛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并于1929年9月在莫斯科妇产医院产下一名女婴。为了不影响学习，她把女儿寄养在莫斯科的一家婴儿院。1931年，钱瑛完成学业后即将返回祖国，因为国内形势异常严峻，她只能把1岁多的女儿留在莫斯科的婴儿院。

　　1931年3月，钱瑛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与谭寿林短暂团聚。20多天后，组织上决定派他们夫妇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起程前夕上海工会组织突遭敌人破坏，谭寿林留下善后，钱瑛只身一人前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谭寿林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敌人先是威逼利诱，继而施以酷刑，企图撬开他的嘴巴，获得我党的秘密。谭寿林以李大钊先生为榜样，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将谭寿林押解到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谭寿林倍加思念自己的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女儿，他委托狱友将自己的一件血衣转交给钱瑛。5月30日，时年35岁的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钱瑛与谭寿林结婚两年零五个月，尽管“相处不到百日”，但是在钱瑛的心中，谭寿林不仅是丈夫、是人生导师、是心中的英雄，更是她一生的挚爱。谭寿林英勇就义后，28岁的钱瑛悲痛欲绝，此后终生没有再婚。

　　谭寿林是钱瑛心中永远的悲痛。1950年7月7日，钱瑛撰文《忆寿林》，详细记述了谭寿林被捕、受刑、就义的全过程，泪水一次次洒落在信笺上。她在北京工作期间曾3次搬家，每次搬家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谭寿林和她最敬佩的黄励烈士的遗像挂在客厅，再把何香凝画的一幅梅花图挂在两幅遗像中间。

　　谭寿林委托狱友转交的那件血衣，被钱瑛一直珍藏在身边。每逢谭寿林的忌日，她都要取出这件血衣，含泪抚摸着上面的斑斑血迹，给侄儿钱定中、侄儿媳妇镇云枝、侄孙女钱晓健讲述这件血衣背后的故事。

　　女儿则是钱瑛心中永远的牵挂。她多次委托有关部门查找女儿的下落，直到1951年才得到确切消息，女儿早已在莫斯科婴儿院夭折。当天深夜，她一个人站在谭寿林的遗像前，唏嘘地把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告诉谭寿林。

　　1961年春，在谭寿林英勇就义30 周年之际，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谭寿林的遗作《俘虏的生还》。钱瑛饱含深情赋诗一首，题为《再读〈俘虏的生还〉》，字里行间寄托了对丈夫的无限思念：“生还”何处寄萍踪，骤雨狂风肆逞凶。几度铁窗坚壮志，千番苦战表精忠。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虹。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

　　腥风血雨的地下斗争

　　1931年8月至1932年9月，钱瑛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潜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建立了一支几百人组成的游击队。她率领这支游击队3次阻击敌军进犯，4次配合红军进驻潜江县城，沉重打击了地主武装。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的文艺工作者根据这段历史创作了歌剧《洪湖赤卫队》。曾任湘鄂西根据地主要负责人的贺龙观看了这部歌剧后说：“这部剧编得好，演得也好，台上的韩英典型地再现了当年的钱瑛同志。”

　　1932年9月，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下，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钱瑛辗转来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周超英的秘书， 3个月后周超英被捕叛变，带领特务去抓捕钱瑛。钱瑛被捕后以谭寿林为榜样，在法庭上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1933年7月12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判处钱瑛15年有期徒刑，移送江苏第一监狱服刑。

　　从1933年8月至1936年春，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抗议狱方的不人道行为，钱瑛等人在江苏第一监狱4次领导绝食绝水斗争。在钱瑛等人的顽强抗争下，狱方害怕闹出人命，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36年春，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的女政治犯被移送到国民党首都反省院，钱瑛在首都反省院继续领导狱友进行顽强斗争。1937年9月，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9月25日，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积极营救下，钱瑛终于重获自由。

　　出狱后，钱瑛受到组织重用，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为重建和发展湖北党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湖北的党组织基本被破坏殆尽，全省仅有30余名党员与组织保持联系。在钱瑛等人的努力下，一年后全省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党组织，党员增加到3800余名。1940年3月，钱瑛调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1941年，钱瑛临危受命，担任西南工委书记，对西南各省地下党组织实施坚强有力领导，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43年，钱瑛（右五）与中央南方局部分领导人合影。

　　1946年5月，国共两党的谈判迁到南京。5月3日，周恩来率邓颖超、齐燕铭、廖承志、钱瑛等人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到南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钱瑛任南京局组织部部长兼地下工作委员会成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周恩来考虑到国共谈判即将破裂，中共代表团很快要撤离南京、上海、重庆的情况，他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派遣钱瑛秘密潜伏到上海，继续领导国统区的地下斗争。

　　这个时候潜伏到上海，无疑是深入龙潭虎穴。周恩来和钱瑛策划了一个缜密的潜伏方案。首先安排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张述成潜伏到上海，在虹口区租了一栋房子，开办一家茶庄，扮作茶庄的伙计。再安排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张文澄夫妇带着5岁的女儿潜伏到上海，与张述成会合，扮作茶庄的老板。1946年11月上旬，钱瑛秘密潜伏到上海，与张述成和张文澄会合，扮作张文澄的表嫂，以临时家庭为掩护，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地下斗争。随后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部长。

　　从1945年12月到1949年6月，钱瑛和刘晓等人在国统区先后领导了一二·一运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五二○运动等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全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猛烈冲击着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密切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对中国革命的大转折、大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将钱瑛等人领导的这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称之为开辟第二条战线。

　　1959年10月1日，钱瑛、帅孟奇、邓颖超、陈少敏（从右至左）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从严治党的责任担当

　　1952年底，为了加强中央纪委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组织部部长钱瑛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1954年9月，她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为监察部部长。钱瑛作为中央纪委唯一的专职副书记，主持中央纪委的日常工作，领导中央纪委机关1个处、3个科、29个人，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3月25日，钱瑛向中央作了《关于在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4月11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钱瑛给中共中央的这份报告。各级党委根据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严肃查处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件，起到了教育和警示作用，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敢于谏言和勇于担当是钱瑛最突出的优秀品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钱瑛率领中央工作组到甘肃查纠“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发现群众严重缺粮、生活异常困难，立即给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特急电报，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迅速给甘肃调运5亿斤粮食（后来增加到8亿斤），随后又调整了甘肃省委领导班子，并从河北、江苏、浙江3省抽调22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到甘肃工作，这一系列措施对于扭转甘肃的严重局面产生了重要作用。钱瑛被甘肃的干部群众称为“救命人”。

　　从1959年冬天开始，安徽不断有人给中共中央和中央监委写信，反映安徽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和钱瑛对这些人民来信高度重视，从1960年4月至1961年4月，先后5次派人到安徽调查核实，了解到情况确实非常严重。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刘少奇率领钱瑛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用10天时间亲自调查处理安徽问题。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调离安徽，由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钱瑛率领中央监委和华东局监委工作组到安徽，蹲点3个多月，面对面地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工作。安徽的问题堆积如山，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认真调查研究，钱瑛找到了问题的主要症结：原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作风霸道，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是反党、反党集团、反党联盟，就被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反党集团”“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魏心一、戴岳右派反党集团”是全省3个最大的案件，涉及5名省级领导干部，株连了一大批干部群众，钱瑛决定从这3大案件入手。

　　钱瑛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重调查、重事实、重证据。她要求将原结论认定的问题一律重新核实；有关当事人要逐一谈话；重要证人由她亲自约谈；耐心听取原专案组领导人和办案人的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分别召集座谈。经过认真审查，终于搞清楚这几个案件都是错案。3个月后，经中央监委批准，决定给安徽这几个案件彻底平反。甄别3大错案推动了安徽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增进了党内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安徽形势迅速好转。

　　钱瑛在安徽组织指导甄别平反工作，在新中国的纪检监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刘少奇表扬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周恩来赞扬她“铁面无私”，邓小平肯定她“大公无私，能坚持原则”，安徽的干部群众将她誉为“女包公”。（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1年第11期，作者：安徽省合肥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杨力仁）